多元文化融合與不忽木散曲創(chuàng)作

溫 斌

內(nèi)容提要：不忽木于元代較少民族文人中出身高貴，不慕華奢，正道直行，九死未悔，完美地實踐了儒家傳統(tǒng)的政治價值追求和人生修為理想，堪為西域儒行第一；而其少有的只鱗片爪般的人生領(lǐng)悟，即【仙侶•點絳唇】《辭朝》真實再現(xiàn)了他異常沖撞、豐富的精神世界，成為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化現(xiàn)象。

關(guān)鍵詞：不忽木、儒行、隱逸   

       在元代較少民族文人群體中，不忽木可謂獨特深致，別具意味。儒家傳統(tǒng)政治價值追求和人生修為踐行在他人生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xiàn)，其少有的只鱗片爪般的人生領(lǐng)悟，即散曲套曲〔仙侶•點絳唇〕《辭朝》真實再現(xiàn)了他異常沖撞、豐富的精神世界，鮮明體現(xiàn)了多元文化融合對他散曲創(chuàng)作的深刻影響，成為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化現(xiàn)象。本文試作分析。

      元趙孟頫《康里公不忽木畫像贊》說其：“篤學(xué)力行，擇乎中庸。夙遇世祖，明良相逢。以道事君，蹇蹇非躬。無言不讐，無諫不從。舉善若遺，疾惡如風(fēng)，誅鋤草莢，粟稷芃芃。夙夜匪懈，已成治功。……。”^〔1〕P540把他比作唐時的魏征，充分肯定其以儒立身處事、以道事君的人生功業(yè)；又《投贈刑部尚書不忽木公》詩中說“帝心知俊彥，群望屬英賢。大木明堂器，朱絲清廟弦。吉人詞自寡，君子德為先。斷獄陰功厚，優(yōu)儒禮數(shù)偏。”^〔2〕P208意味不忽木專心傾力于朝廷君主之事，而“吉人詞自寡”說他沒有醉心于樂府詞章；《元史》不忽木本傳也說他“其學(xué)先躬行而后文藝”，沒有過多留心于詩文。然而就是其紛繁政務(wù)之暇偶一為之的散曲之作，就使他在群賢林立的元散曲家行列中別具一格，元人鐘嗣成說“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不忽木平章、貫酸齋學(xué)士等三十一人,”^〔3〕P105陳垣先生說“元之文學(xué)特色，尤在詞曲，……西域貴介之擅名樂府，而在貫云石之先者，有不忽木……”^〔4〕P82都把他作為元散曲創(chuàng)作的先驅(qū)看待。

      不忽木的散曲收錄于今人隋樹森編著的《全元散曲》，有名為〔仙侶•點絳唇〕《辭朝》的一套組曲，它由14支曲牌組成，多達(dá)700余字，實為元散曲中罕見的體制龐大、曲牌眾多、內(nèi)蘊豐厚的長篇巨制；從標(biāo)題看此散曲表達(dá)了極為濃郁的慨嘆政治污濁、官場無常以及渴望拋棄朝廷而投身于世外自由快樂生活狀態(tài)的思想追求。作品開篇就說“寧可身臥糟丘，賽強如命懸君手。尋幾個知心友，樂以忘憂，愿做林泉叟”，直抒胸臆，明確表達(dá)對現(xiàn)實的不滿，奠定了全曲情感內(nèi)涵的基調(diào)。我們知道，作為元代文學(xué)最高成就代表的散曲，舉凡“隱居”、“辭官”、“遣懷”、“閑居”、“歸田”、“恬退”之類的主題充斥其間，而“反映在散曲里最突出的一類題材，是嘆世和歸隱。打開《全元散曲》，這類作品觸目皆是，重要的作家?guī)缀鯖]有一個沒寫過它的。”^〔5〕P6在分析形成原因時，論者多從異族入主中原、主體文化喪失、等級制度森嚴(yán)、民族對立嚴(yán)重等方面進(jìn)行討論，且?guī)缀跻殉晌膶W(xué)史的共識。但是在較少民族特別是西域蒙古、色目文人中揭露、批判官場丑劣不堪、限制人身自由的作品，也有很多。如蒙古族散曲家孛羅的〔南呂•一枝花〕《辭官》把仕途用“鬧嚷嚷蟻陣蜂衙”、“燕雀喧檐聒耳”、“豺狼當(dāng)?shù)滥パ?rdquo;比喻，強調(diào)官場對人生全方位地戕害，因此“懶簪獬豸冠，不入麒麟畫”，從此“名利場再不行踏”，“拼著老瓦盆邊醉后扶。一任他風(fēng)落了烏紗。”^〔6〕P539欲遠(yuǎn)離官場、投身世俗，顯示出一個較少民族文人鮮明的個性追求；維吾爾族文人貫云石的〔雙調(diào)•清江引〕對官場揭示得更為徹底：“棄功名有如車下坡，驚險誰參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殘禍。爭如我避風(fēng)港走在安樂窩。”^〔6〕P368不忽木的《辭朝》也如此，只是更加深刻、更加凸顯、更加細(xì)密、更加沉痛，更多賦予多元文化交融的意味。

      首先，相對于元代文人多以只歌單曲歌詠“嘆世歸隱”不同，不忽木以組曲的形式進(jìn)行表達(dá)，產(chǎn)生了循環(huán)往復(fù)、唱嘆相融、淋漓盡致的情感力量，形成了沉郁又奔放、流轉(zhuǎn)中頓挫、似斷又實續(xù)的抒情風(fēng)格。全曲既有開宗明義的“點題”之句，以“身臥糟丘”的“樂以忘憂”與“命懸君手”的險難相系來對照，總領(lǐng)全篇，好像一篇文章主題的驟然呈現(xiàn)，給人以醍醐灌頂?shù)母惺?。接下來?/span>14支單曲從多種角度反復(fù)申揚纏繞于不忽木內(nèi)心的種種困擾、憂慮，不斷傾述對多種適性逍遙生存狀態(tài)的向往。既有對“謁王侯”、“肥馬輕裘”（〔混江龍〕）等作“抱官囚”式為官生活的厭倦、感傷：“臣向這仕路上為官倦首”（〔雀踏枝〕），又有對“命懸君手”、“怕飲黃封御酒”（〔賺尾〕）的極度恐懼：“游魚兒見食不見鉤”（〔天下樂〕），其中還縈結(jié)著對“轉(zhuǎn)燈般龍爭虎斗，你看這迅指間鳥飛兔走”（〔哪吒令〕），“半紙功名一筆勾”（〔天下樂〕）的政治生活的深重困擾：“既把世情疏,”又“感謝君恩厚”（〔賺尾〕），是“樂閑身翻作抱官囚，布袍寬褪拿云手，玉簫占斷談天口”（〔油葫蘆〕）內(nèi)在兩種生存方式的激烈沖撞；但更充溢的還是對多般隱逸生活方式的強烈渴望：“樽中有酒，身外無愁”（〔混江龍〕），“但得黃雞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籬墻缺茅庵漏”（〔寄生草〕），“世間閑事掛心頭，唯酒可忘憂”（〔游四門〕），“想高官重職難消受，學(xué)耕蓐，種田疇，倒大來無慮無憂”（〔柳葉兒〕），投入到百姓世俗生活之中，追逐感官的滿足和世俗的享受；“數(shù)著殘棋江月曉，一聲長嘯海門秋”（〔混江龍〕）,“則待看山明水秀，不戀你市曹中物穰人稠”（〔柳葉兒〕）,“山間深住，林下隱居、清泉濯足”（〔混江龍〕）,在幽靜的山水林泉間徜徉，與自然為伴，達(dá)到心靈的放任自由；“臣離了九重宮闕，來到這八方宇宙。尋幾個詩朋酒友，向塵世外消磨白晝。臣則待領(lǐng)著紫猿，攜白鹿，跨倉虬。觀著山色，聽著水聲，飲著玉甌，到大來省力氣如誠惶頓首”（〔村里迓鼓〕），于道教全真的神仙世界中尋求生存的快樂自由。這樣，有力避免了一般散曲作家描繪一種隱逸方式所形成的單一無味，而是濃筆重彩、反復(fù)宣泄棄離官場的種種曠放自在、神思飛揚、心境暢快，從而強有力地反襯了政治、仕途對于不忽木身心桎梏、摧殘的無比深重。

      其次，不忽木的《辭朝》蘊藏了多種文化交融、匯聚的力量，隠含了他揮之不去、無法釋懷的深層內(nèi)在沖突。我們知道，不忽木雖然是西域較少民族的一員，但從血統(tǒng)、種族上講并非蒙古族，可以說是典型的色目人。然而由于他自小生長于大內(nèi)深宮，耳濡目染的都是純粹的蒙古民族文化生活，由此蒙古民族的生活習(xí)俗、文化習(xí)慣自然會深深影響著他的為人處世，影響著他的藝術(shù)表達(dá)?！赌洗遢z耕錄》記載說“凡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zhí)政官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復(fù)來者數(shù)次。”^〔7〕P15說明元朝前期禮法典章的執(zhí)行過程并沒有漢民族王朝那樣森嚴(yán)，臣子們自由寬松，相對來說有較多的言論機會，因此說話也自然就口無遮攔、直截了當(dāng)。通讀不忽木的《辭朝》，我們發(fā)現(xiàn)其中主體特征異常鮮明，有時就如同與皇帝面對面的交流、對話，有時就好像給皇帝上呈剖白內(nèi)心的奏章。一個反復(fù)出現(xiàn)的“臣”字和“你”字，就鮮明地體現(xiàn)出這一點：“誰待似落花般鶯朋燕友，誰待似轉(zhuǎn)燈般龍爭虎斗，你看這迅指間鳥飛兔走”（〔哪吒令〕）；“臣向這仕路上為官倦首，枉塵埋了錦帶吳鉤”（〔雀踏枝〕）；“臣向山林得自由，比朝市內(nèi)不生受。……臣向草庵門外見瀛洲，看白云天盡頭”（〔元和令〕）；“揀溪山好處游，向仙家酒旋篘。……不索你問緣由，把玄關(guān)泄漏”（〔后庭花〕）。語句間委婉又激切，既脫口而出、毫不忸怩作態(tài)，直陳為官的利害，顯得直爽磊利，如“寧可身臥糟丘，賽強如命懸君手”，“臣怕飲的是黃封御酒”（〔賺尾〕），唯恐有性命之憂；又再三申述對君王厚恩的留戀、難舍，“明放著伏事君王不到頭，休休，難措手。游魚兒見食不見鉤，都只為半紙功名一筆勾，急回頭兩鬢秋”（〔天下樂〕），感情深緩而痛切，字里行間顯示出不忽木復(fù)雜矛盾的心態(tài)。同時，我們從中也不由會體會到元初就已經(jīng)彌漫于整個士林的深厚濃重的仕隱文化沖突，我以為這恐怕才是身為朝廷貴胄、重臣的不忽木之所以創(chuàng)作〔仙侶•點絳唇〕《辭朝》組曲的根本原因。從不忽木的人生經(jīng)歷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儒家進(jìn)取型人物，又深得君主的賞識，根本不應(yīng)有如此強烈的“辭朝”歸隱的想法，但實際上他的隱逸追求又是如此突出和強烈。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主要緣于元成宗對他的不信任：“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8〕但此后成宗又提拔他擔(dān)任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并不能完全說明君主對他如何遠(yuǎn)棄，更不能說有治其罪過一說。由此，不忽木的隱逸思想更多的還是來源于他作為一個完全儒學(xué)化的人口較少民族的政治家，所謂西域儒行第一人本身就形就的纏繞古代文人一生的仕隱之間的矛盾沖突。對漢學(xué)認(rèn)識非常精深的不忽木，除了對儒家兼濟天下、君子人格等人生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之外，儒家對個人與社會契合的觀念也深深影響著他：“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9〕“子曰：‘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10〕“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11〕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12〕孔子再三所講的“有道”、“無道”，實際是君子正道直行的環(huán)境前提，孔子特別強調(diào)了士人在社會黑暗污濁情況下欲保持自身的清潔完整，可以選擇隱逸江海的人生道路。雖然不忽木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官場，但他內(nèi)心中對人身適度自由的追求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他一生中三次短暫的停官居家就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此外，作為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髓之一的道家文化同樣也對不忽木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道家講求對人生絕對自由的追求，主張個體對社會政治文化的絕對拋棄，要求個體“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3〕清凈無為、“與物相宜，”^〔14〕努力在自然和自我心境中營造實現(xiàn)逍遙的天地，為古代文人在政治受挫、官場蹭蹬、身心疲憊之時提供了一種任精神飛翔、躍動、快樂的最佳途徑。不忽木所向往的“山間深住”、“草衣木食”樣的生活正是道家所追慕的理想狀態(tài)。

      同樣，佛教和以道家文化為主要信仰支柱的道教在元代的繁盛一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潤慰著不忽木在政治進(jìn)取失據(jù)之時滋生退隱之心。當(dāng)然，不忽木絕不會成為虔誠的宗教徒，他只是在靈魂心智受到沉重打擊之后，不由自主地要在宗教世界中尋求安慰、尋求寄托，尋找一種可以使自己暫時忘卻痛楚、精神充實飛揚的心靈園地。而進(jìn)入元代之后宗教文化的普遍世俗化傾向正好提供了這樣一種條件和可能。一方面是元朝統(tǒng)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存的方式，使宗教更貼近現(xiàn)實生活。“因為成吉思汗不信宗教，不崇拜教義，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說，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學(xué)識的、虔誠的人，認(rèn)識到這樣做是通往真主宮廷的途徑。他一面以禮相待穆斯林，一面極為敬重基督教徒。他的子孫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選擇一種宗教：有皈依伊斯蘭教的，有歸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他們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大多數(shù)不露任何宗教狂熱，不違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說，對各種宗教都一視同仁，不分彼此。”^〔15〕P29《元史•釋老傳》也認(rèn)為宗教的興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說明宗教已不純?nèi)皇菍ψ诮探塘x、終極追求的虔誠參悟和執(zhí)著逼近，而是與政治統(tǒng)治需求和民眾世俗化心理產(chǎn)生了極為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元人汪元量對此作詩諷刺說：“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zhí)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16〕 P503}宗教的世俗化化色彩愈加鮮明。另一方面，如耶律楚材《西游錄》所說：“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茍食者，若削發(fā)則難于歸俗，故為僧者少入道者多。”^〔17〕P21如果說信奉佛教還有繁文縟節(jié)等障礙的話，那么道教的全真修行則與傳統(tǒng)隱逸之道不謀而合。王惲《秋澗集•奉圣州永昌觀碑》說“后世所謂道家者流，蓋古隱逸清潔之士，巖居澗飲，草衣木食，不為軒裳所羈，不為榮利所怵。自放于方之外，其高清遠(yuǎn)韻，凌煙霞而薄日月，誠有不可及者。自漢以降，處士素隱，方士誕夸，飛升煉化之術(shù)，祭醮禳禁之科，皆屬之道家?；诠牛乱喽嘁?。徇末以遺本，凌遲至于宣和極矣。弊極則變，于是全真之教興焉。淵靜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翕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dá)者名潛戶牖，自名其家，耕田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幻誕之說為何事。敦純樸素，有古逸民之風(fēng)焉。”^〔17〕P19這里已完全剔除了宗教儀軌、祈禱方面的瑣碎、神秘、禁忌，全然一種放任自我、任真自樂的生存狀態(tài)，與不忽木所渴望的“竹杖芒鞋任意留，揀溪山好處追游”的自在瀟灑產(chǎn)生了極大的共鳴，成為不忽木《辭朝》隱逸追求的內(nèi)在精神支撐。在這一過程中，他所青睞、薦舉的張養(yǎng)浩的散曲創(chuàng)作所反映出的慨嘆政治險惡、追逐世外生活的思想對不忽木的辭朝隱逸無疑起到了催化作用。張養(yǎng)浩〔雙調(diào)•水仙子〕說“黃金帶纏著憂患,紫羅裹著禍端”^〔6〕P410，一針見血地指出宦途兇險、不可貪戀的本質(zhì)；要解脫塵俗牽累，跳出名利樊籠，拋棄興亡成敗、忘人間禍福直達(dá)與山云共舞的道家境界。他的〔雙調(diào)•雁兒落兼得勝令〕說：“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云霞，我愛山無價?？磿r行踏，云山也愛咱，”^〔6〕P407集中體現(xiàn)了隱跡江湖、沒身山水的人生志向，這與不忽木《辭朝》中的與幾個“知心友”，“愿作林泉叟”的生活情態(tài)驚人的一致，從中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在此，與不忽木同時期的杜仁杰、劉敏中等人的創(chuàng)作傾向也對不忽木有一定影響。杜仁杰作為元初文人，才高過人，但“屢征不起，”^〔6〕P30對仕宦生涯有著極為清醒的認(rèn)識，其〔雙調(diào)•幺篇〕殘曲說“是非。榮辱。功名運前生天注。風(fēng)云會一時相遇。雷霆震一朝天怒。榮華似風(fēng)中秉燭。品秩似花梢滴露；”^〔6〕P36〔雙調(diào)•喬牌兒〕說“仕途人易老。幻化自空鬧。蜂衙蟻陣黃粱覺。人間歸去好。”^{〔6〕 P37}而劉敏中可謂不忽木同道中人，“至元中，拜監(jiān)察御史，劾桑哥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正宮•黑漆弩〕《村居遣興》云“長巾闊領(lǐng)深村莊。不識我喚作傖父。掩白沙，”^〔6〕P217欲深隠田園、與農(nóng)人為伴。與他們相較，不忽木的老師姚遂則流露出彼此大相徑庭的多種人生志向：一是散曲中罕見的意氣豪邁、凌云壯志之作?！仓袇?bull;陽春曲〕說“墨磨北海烏龍角，筆蘸南山紫兔毫，花箋鋪展硯臺高。詩氣豪，憑換紫羅袍；”又說“金魚玉帶羅袍就。皂蓋朱幡賽五侯。山河判斷筆尖頭。得志秋。分破帝王憂。”^〔6〕P211全然一副躊躇滿志、建功立業(yè)的進(jìn)取之狀；一是功成名就后的主動退隱，〔中呂•滿庭芳〕說“天風(fēng)海濤。昔人會此。酒圣詩豪。我到此閑登眺。日遠(yuǎn)天高。山接水茫茫渺渺。水連天隠隠迢迢。供吟笑。功名事了，不待老僧招，”^〔6〕P209一如晚唐李商隱《安定城樓》之“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一是歷經(jīng)官場禍變的深刻領(lǐng)悟，〔中呂•陽春曲〕說“榮枯枕上三更?？軋鲱^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個臨危自省，”^〔6〕P210提醒自己抽身早退。凡此種種都對應(yīng)不忽木歸隱之志的萌發(fā)產(chǎn)生了影響。

不忽木的散曲表達(dá)了對多種隱逸生活的深摯渴求，展現(xiàn)了他極為豐富的內(nèi)在精神世界，蘊藏著深厚的多元文化內(nèi)涵，給后世留下了耐人尋味的精神財富。

注釋：

〔1〕趙孟頫（元）著《松雪齋全集》卷10〔M〕，中國書店1991年版；

〔2〕趙孟頫（元）著《松雪齋全集》卷4〔M〕，中國書店1991年版；

〔3〕《中國古代戲曲論著集成》二冊〔M〕，中國戲曲出版社1960年版；

〔4〕陳垣著、陳智超導(dǎo)讀《元西域人華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5〕王季思、洪柏昭等《元散曲選注•前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6〕《全元散曲》隋樹深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

〔7〕陶宗儀（元）著，武克忠等校點《南村輟耕錄》卷一《朝儀》〔M〕,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版；

〔8〕《元史•不忽木傳》卷130；

〔9〕《論語•公冶長》；

〔10〕《論語•泰伯》；

〔11〕《論語•憲問》；

〔12〕《論語•衛(wèi)靈公》；

〔13〕《道德經(jīng)》19章；

〔14〕《莊子•大宗師》；

〔15〕（伊朗)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M〕.上冊，呼和浩特：內(nèi)蒙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湖山類稿•自笑》轉(zhuǎn)引自陳得芝著《蒙元史研究叢稿》〔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引自幺書儀著《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M〕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簡介：溫斌，男，山西渾源人，1966年12月生，包頭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xué)。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11YJA75107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