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己恕人

石志剛

中國傳統(tǒng)強調(diào)運用道德約束自己，不斷提升修養(yǎng)境界，進而塑造完美人格，進一步影響后人。處于社會轉(zhuǎn)型期的當代中國在提倡道德、運用道德方面應該有更大的道德作為。道德作為來源于古代中國堅實的道德基礎和沉淀。律己恕人就是其中一個非常值得提倡和傳承的道德戒律。

作為黨員干部，首先要求自身作風正派、行為正派。在自我嚴格要求的基礎上，黨員干部才能更好地宣傳政策、貫徹落實、服務群眾，效果往往也會事半功倍。古人在領導干部要更好地律己方面有許多智慧和經(jīng)驗?！墩撜Z·子路》中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倘若自身行為規(guī)范了，即使不發(fā)出命令，大家都會聽從；倘若自身行為得不到規(guī)范，即使發(fā)出命令，大家也未必聽從。蘇軾曾經(jīng)說過：“圣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發(fā)之罪，不終朝而罷隨之。是以天下為不善者，知其無有不罰也。”這段話意思是說，圣人制定刑法，是由于了解到全國吏民都有懼怕刑法的心理。因此國家要實施具有震撼作用的刑法。全國自上而下推行法制，公卿大夫如果有罪行的，要盡快地免職。這樣下屬和群眾中犯法的，就知道自己一定會受到懲罰。蘇軾的話具有很強的歷史性和規(guī)律性。舜之所以享有圣望，在其敢于處死四個無惡不作的部落首領，征服了民心，得到群眾的支持。商鞅推行變法，首先在貴族中推行，如果哪個貴族違背或觸犯了律令，就該得到相應地懲罰，結(jié)果其變法就能成功，秦國就得以強大。趙武靈王在全國上下推行穿少數(shù)民族服裝的政策，首先也在王宮中推行，進而擴張到全國。趙奢為國家收稅，即使遇到顯赫的皇室貴族，也敢于按照律法進行處置，其收稅效果增強了。

作為黨員干部，應該時常反省自己身上的不足和缺點。有的時候，甚至要用放大鏡來查看自己的不足和缺點，看到癥狀，找到病因，以良藥醫(yī)治。只有這樣才不會積小成大、積少成多，把錯誤、失誤累積，最終做成錯事、壞事。《尚書·伊訓》中說：“檢身若不及”，強調(diào)要不斷檢查自己的不足和缺點。自我檢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自我檢查可以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進而改正。漢元帝發(fā)現(xiàn)自己在治國過程中有許多失誤，于是對這些失誤進行查找，查找出來之后下詔責己：“德薄明晻，教化淺微。”漢元帝作為封建帝王，能夠責己，不僅沒有降低其權(quán)威，反而更顯其寬廣胸懷。一類是通過自我檢查可以提升對事物的本質(zhì)性認識的高度，能夠優(yōu)化決策。唐太宗對太子少師蕭瑀說自己從小喜歡弓箭，并且有十幾張自認為最好的弓箭，把這十幾張好弓拿給造弓箭的師傅看，他們說都不是拿好材料制成的。唐太宗根據(jù)造弓師傅的話進行了思考和反思：他是憑弓箭打下天下，對弓箭的辨別尚且不精，何況管理天下事務且事務那么多，怎能全懂呢。唐太宗對此反思的結(jié)果就是要經(jīng)常詢問大臣和百姓，以增強對國事的了解和掌握，提升了治國理政能力。

作為黨員干部，在律己的同時還要做到恕人。在具體工作中，只要不觸犯原則性律條，人們難免會有一些差錯。對待這些差錯，首先要做到寬恕。寬恕別人非原則性的差錯，是圣賢的氣魄。正如朱熹在《宋名臣言行錄》中所說：“恕己之心恕人”。這樣會顯示出官員的氣魄和胸懷，也會為有差錯者提供一個改過的機會?！杜f唐書·唐臨傳》記載，名臣唐臨“寬于待物”，參加喪葬的時候，他派家童回家取白衫，家童取錯了衣服；令下人去煮藥，下人煮錯了藥，唐臨非但不追究，反而為他們找口實和解說的機會，“其寬恕如此”。這種行為顯示出唐臨高尚的品德和寬廣的胸懷，反映了他仁愛和善良的本性。每個人都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不能忌長摘短。陳無兢在《示人》中說：“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情恕其拘。”意思是說：選擇公平正直的人就要寬恕他的不知變通；選擇樸實的人就要寬恕他的愚鈍；選擇耿直的人就要寬恕他的狹隘；選擇敏銳的人就要寬恕他的疏漏；選擇善辯的人就要寬恕他的多說；選擇誠信的人就要寬恕他的固執(zhí)。這是對人性透徹分析基礎上選擇的寬恕，是一種智慧的寬恕。

律己恕人是對己對人、分析問題、解決糾紛的良策。黨員干部要律己，不斷規(guī)范自身言行，保持與黨中央一致；黨員干部要恕人，以關(guān)心他人的態(tài)度和為他人著想的行為來寬恕“他人”。（文章來源：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 2016年8月12日第6版　　作者系包頭市委黨校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