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軌跡與學派實踐——兼論鄭杭生先生的學派情懷

 

 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王力平

    提  要：社會運行學派作為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第一個目標明確的本土化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社會學學派，是一個兼具“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的社會學學派。以鄭杭生先生領銜的社會運行學派在中國社會學重建后的三十余年探索中，立足中國社會轉型的本土實踐，面向現(xiàn)代性長波推進的全球世界，秉承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強調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話語權，不斷地堅持理論自覺，更提出理論自強，沿著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建之路留下了堅實的學術軌跡。自覺清晰的學派意識，矢志不渝的學派情懷，頂天立地的學派實踐，自由論爭的學派成長環(huán)境，寬松融洽的學派氛圍，推動了持續(xù)的學派創(chuàng)新。社會運行學派經歷了一個從“成長”到“長成”的成長過程，而且，中國社會學社會運行學派依然在不斷成長、繼續(xù)成長的過程中。

    關鍵詞：社會運行學派  學術軌跡  學派實踐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各學科學派意識逐漸覺醒并清晰起來，國內社會科學界具有學派意識的學者也漸次增多，并進行了較為廣泛的學派實踐，社會學社會運行學派就是其中一支閃耀的力量。社會運行學派是對中國人民大學鄭杭生教授及他領導的學術群體30余年來所構思及倡導的社會學理論及研究方法的一種稱呼，在三十多年的發(fā)展中，社會運行學派經歷了怎樣的發(fā)展軌跡，進行了怎樣的學術探索，學派又是如何運行、如何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并實現(xiàn)學派壯大的愿景，對于其他學派的成長有何啟示，這正是筆者試圖要回答的問題。

    一、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自覺與學派意識

    學派是一種非常常見而且非常普遍的學術繼承和思想創(chuàng)新的共同體模式，關于“學派”的研究是哲學人文社會學科的任務^【1】，更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繁榮的必然要求。一個學派的形成過程，是這門學科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也是一門學科自身結構的重要內容。不論從一個國家來看一門學科，還是從世界范圍來看一門學科，如果沒有形成幾個學派，這門學科就缺乏支撐力量，也缺乏共同語言的凝聚力，不宜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通過爭論與對話推進學科進步的局面^【2】。

    中國早期社會學的發(fā)展，在堅持社會學中國化的旗幟下，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幾個學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xiāng)村建設學派，以孫本文為集大成者的綜合學派，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社區(qū)學派，還有馬克思主義學派等等。中國社會學在沉寂了二十多年后，在1979年“補課”的指引下，通過引進西方社會學理論這種最主要的補課方式，才逐漸進入了加速發(fā)展進程。尤其是對恢復重建后的中國社會學的“進口替代戰(zhàn)略”^【3】的反思，促進了中國當代社會學的學術自覺，并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學派意識，并展開了具體的學派實踐，社會運行學派也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社會運行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鄭杭生先生在進入社會學堂奧伊始，就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和學派自覺。他說，談到學術群體或學術共同體，就不能不涉及學派問題。學派的形成必須具備學術共同體這個硬件，以及基本上一致的學術觀點這個軟件，一種學術觀點特別是其中的根本觀點應變成學術共同體的共同觀點。一個學術共同體要有生命力，第一是要有基本一致的學術觀點，正如他在1998年自序中所說：“一種學術觀點，只有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共同觀點時，才會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是要有活躍的學術氣氛。關于學派的內部關系，他曾寫過這樣一個關于學派支撐的題詞：“習思勤精，范式遂現(xiàn)；疑辯勉誠，學派自成”，就是說，一個學派的成長，成員之間應不斷學習、思考、勤奮、求精，經常質疑、辯論、互勉、坦誠，這樣才能求同存異，真正形成基本一致的共同觀點，逐步形成學派^【4】。

    背靠中國社會學發(fā)展的歷史遭遇，立足中國社會現(xiàn)實本土實踐，中國學術界“多一點學派，少一點宗派”是鄭先生的一貫主張，學派只有靠正常的學術爭鳴才能促進。學派應該抓住和體現(xiàn)時代的精神，這是學派的靈魂、學派的生命，否則所謂“學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無實際內容的空殼。真正的學派是理論自覺的高層次形式――理論自覺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共識^【5】。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自覺明確提出了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或曰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社會學。正如社會運行學派創(chuàng)始人鄭杭生先生所說，“中國特色社會學，或曰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社會學，并不是一句套話，更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種符合社會學歷史和現(xiàn)實的提法，是有根有據(jù)的，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6】如果說費孝通積極倡導了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取向，那么鄭杭生則是將中國特色的社會學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視與探索，并試圖構建起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框架^【7】。鄭先生的社會學探索累積了豐碩的成果，包括社會學學術文章四百余篇，社會學專著、教材、譯著等六十余部，精致博雅、恢弘厚重的《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全書共四卷五冊（還有尚未編纂完成的第五卷），432萬字，共涉及24個專題，文章前后跨越25年，是鄭杭生學術思想的集中呈現(xiàn)，也是中國社會學社會運行學派最重要的社會學理論成果之一,既是對中國社會轉型和發(fā)展實踐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再現(xiàn)和建構，也是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承載。正如陸益龍教授所講，鄭杭生在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學派。有至少一位以上的學術代表人物、有自己獨立的、系統(tǒng)的理論觀點和體系、有一定規(guī)模且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成果、有一個高效的機構和團隊為依托，當我們從學派構成要素的這幾個方面來看，鄭杭生的社會學學術探索已形成了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可以說是“社會學中國新學派”^【8】。

    二、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脈動與發(fā)展軌跡

    從1979年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社會運行學派經過三十多年的探索，經歷了奠基、形成、成長、成熟的發(fā)展軌跡，三十多年來，社會運行學派時刻把握時代脈動并做出學術回應，既發(fā)展了自己，也見證了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歷程。這一成長歷程可在下面的簡表中窺其一斑。

表    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脈動與發(fā)展軌跡 （自制）

發(fā)展軌跡	標志性事件	學派主要學術成果	學派理論支點
奠基時期 （1979—1984）	1984年10月，籌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現(xiàn)代資產階級理論社會學批判》（合譯）（1981）； 《從倫敦幾處紀念地看馬克思和他的學說》（1983）	運行論主導觀念的形成
形成時期 （1985—1999）	1985年7月29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發(fā)表于《光明日報》	《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1987）； 《社會學概論新編》（1987）； 《社會運行論導論》（1993）； 《轉型中的中國和中國社會的轉型》（1996）； 《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1999）	社會運行論的提出 社會轉型論的提出
成長時期 （2000—2005）	2005年3月，《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三卷本)正式出版	《中國社會學史新編》（2000）； 《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2000）； 《社會學概論新修》（2003）； 《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2005）； 《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2005）； 《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應用》（2005）	學科本土論的提出與發(fā)展 社會運行論的拓展及應用 社會轉型論的拓展及應用 社會互構論雛形
成熟時期 （2006—至今）	2012年2月29日，鄭杭生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北京鄭杭生社會發(fā)展基金會成立大會	《中國社會轉型與社區(qū)制度創(chuàng)新——實踐結構論及其應用》（2008）； 《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2010）； 《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2010）；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fā)展研究報告》(系列報告)； 《中國特色和諧社區(qū)建設系列實地調查研究報告》(系列叢書)； 《當代中國城市發(fā)展實地調查研究》(系列叢書)	實踐結構論的提出及應用 社會互構論的深入探索 理論自覺與學術話語權 “三再”基本功

     （一）社會運行學派的奠基時期（1979—1984）

    任何學派的形成必然離不開學術積累和積淀的過程以及學術發(fā)生的學術平臺搭建。社會運行學派社會運行論的主導觀念奠基于1980年代初期，1981年11月至1983年12月，鄭杭生先生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進修社會學和現(xiàn)代西方哲學，在英國留學期間，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考察和思考，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新觀點開始奠基。一方面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時期的社會運行狀況，特別是“文革”的教訓，另一方面開發(fā)中國歷史上治亂興衰的學術傳統(tǒng)，以及考察和分析從古典到現(xiàn)代的西方社會學學術傳統(tǒng)和潮流及中國早期社會學學術傳統(tǒng)。鄭杭生先生于1983年晉升為哲學副教授，1985年晉升為哲學社會學教授，1984年初創(chuàng)建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研室，1984年創(chuàng)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這些都為社會學運行學派學術平臺的搭建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社會運行學派的形成時期（1985—1999）

    社會學運行學派的形成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無數(shù)次的激烈論戰(zhàn)和爭鳴中逐漸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1985年7月29日，鄭杭生在《光明日報》發(fā)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一文，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學是關于社會運行和社會發(fā)展的條件和機制，特別是關于社會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發(fā)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在這篇文章中，鄭杭生還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即“革命批判性形態(tài)”和“維護建設性形態(tài)”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可以視為是社會運行學派形成時期的標志性事件，標志著社會運行學派學術真正自覺。

    當然，任何學派的成長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有時甚至是艱難曲折的，學派總是在質疑的眼光和批判的聲討中不斷地論證和豐富自己，經過無數(shù)次的學術論戰(zhàn)和學術爭鳴，其主要理念、思想、觀點、理論體系才得以形成，并得到學界的承認和認可。社會運行學派的成長也不例外，在這一時期，鄭杭生先生共經歷兩次大的學術論戰(zhàn)。第一次論戰(zhàn)源起于1987年10月1日上海的《社會科學報》刊登《評鄭杭生的社會學構想》，直到1990年鄭杭生的長篇答復文章《關于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論戰(zhàn)的焦點在社會學能不能成為“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對社會學的定義有沒有新意和創(chuàng)新之處等方面,鄭杭生先生做了10個方面的答復,并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進一步論證。第二次論戰(zhàn)集中在1996年譚明方有關社會學基本問題、社會學對象和1999年羅教講有關社會學學術規(guī)范的爭論，鄭杭生先生也通過3篇文章做了集中回應。通過這兩次論戰(zhàn)，社會運行學派從學術批評和反批評中進行學習和探索，促成了社會運行學派的形成，學派提出的“社會運行論”得到了進一步闡發(fā)和學界的認可，“社會轉型論”也系統(tǒng)生成，“社會轉型”、“轉型期”等詞語也進入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

    （三）社會運行學派的成長時期（2000—2005）

    自2000年之后，社會運行學派對“學科本土論”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以及《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分別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梳理和總結了20世紀中國社會學的真實面貌以及本土化進程，奠定了學科本土論的基本內涵。這一時期，社會互構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互構共變關系，對當代中國快速轉型實踐進行了理論提煉和學術表達，社會運行論和社會轉型論在不同領域都得到了拓展與應用。

    2005年3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fā)行的《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三卷本），標志著由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和社會互構論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逐漸走向成熟，成為當今中國目前第一個完整、系統(tǒng)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體系，也標志著社會運行學派正式成長起來，社會運行學派真正形成。這不僅僅是社會運行學派的喜事，更是中國社會學界的盛事，社會學界諸多學者紛紛評介、述評 。

    （四）社會學運行學派的成熟時期（2006—至今）

    2006年之后的社會運行學派在理論創(chuàng)建上更是邁向成熟，大放異彩，集結在《中國社會轉型與社區(qū)制度創(chuàng)新——實踐結構論及其應用》（2008）、《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2010）等著述中的“實踐結構論”和“社會互構論”為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再添華章。在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30周年之際，鄭杭生先生受到費老“文化自覺”的啟發(fā)，在對中國社會學發(fā)展歷程進行深入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和闡發(fā)了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概念和命題，強調要自覺致力于創(chuàng)建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得到社會學界的廣泛認可和積極響應，也啟發(fā)了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學科的自覺意識。尤其是對于學術話語權的研判，把握住了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關鍵，提升了中國社會學的主體性。同時還提出了“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是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階段”基本功功力等命題。

    在這一時期，社會運行學派的論戰(zhàn)盡管沒有上世紀90年代的兩次論戰(zhàn)那么激烈，但是在新型現(xiàn)代性與新型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鄭杭生先生對西方社會理論中對當前我國理論界頗有影響的“狹義轉型論”和“公民社會理論”進行了深入批判。正是在這種學術論辯中，社會運行學派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逐漸完善，也提升了中國社會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話語權。因為鄭杭生教授始終立足中國社會實踐結構的劇烈變遷，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意識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構建，故而引領社會運行學派不斷走向成熟。

    2012年2月29日，鄭杭生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北京鄭杭生社會發(fā)展基金會成立大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隆重舉行，云集中國社會學學界70余位專家學者，得到98家高校、科研院所等兄弟單位的大力支持，完全有理由相信，社會運行學派已然成熟。2012年10月18日，鄭杭生先生獲得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其對于社會學學科發(fā)展以及學派建設的貢獻得到首肯。鄭杭生及他的學派已經構建起以“社會運行論”為基石，“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社會互構論”、“實踐結構論”各論相濟支撐的學術大廈，已經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運行學派”^【9】。當然，社會運行學派的成熟，只能標志中國社會學又進入到了一個強調“理論自覺”的新階段，社會運行學派依然在成長中，依然在路上，依然需要學界更多地關注和支持。

    三、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生態(tài)與學派環(huán)境

    一個學派的成長運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來自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社會運行學派也不例外，必須在學派學術與社會實踐之間營建一種良好的學術生態(tài)。同時,也要求社會運行學派本身要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自主結構，適時調整和完善自己的學術機制，創(chuàng)造富有濃烈學術氣氛的學派環(huán)境。

    （一）社會運行學派的外部學術生態(tài)

        1．以社會學系、研究中心為學術基地

    大學系、所、研究中心是社會運行學派的扎根基地，也是社會運行學派走向世界的起點。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組建社會學研究所，1987年成立社會學系，2001年掛牌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可以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的發(fā)展史，也是一部社會運行學派的發(fā)展史，學派創(chuàng)始人鄭杭生先生先后擔任所長、系主任、研究中心主任，任中國社會學會榮譽會長等職，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是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基地，現(xiàn)已成為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領域的重要學術研究和信息交流中心，是社會學高級人才的培養(yǎng)基地。

        2．以學術網(wǎng)站、學術刊物、學術著述為輿論領地

    “社會學視野”網(wǎng)站于2007年3月開通，這是一個立足人大、面向全國的多功能學術網(wǎng)站，目前已成為社會學研究者學習交流最好的學術平臺，也是社會運行學派的重要輿論領地。學術刊物是凝聚學術隊伍的重要平臺，培育學術流派的重要陣地。2013年3月23日，《社會學評論》在京舉行首發(fā)式，被譽為是“我國社會學領域新的航母”，現(xiàn)已公開出版發(fā)行三年，反響巨大，為社會運行學派的壯大增添了新的輿論領地，在社會運行學派的崛起和發(fā)展中發(fā)揮了重要支撐作用。另一本學術期刊《社會建設》也于2014年9月創(chuàng)刊，繼續(xù)推動在理論自覺、自信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建設話語體系。

    叢書、專著、系列教材等大量學術著述的出版發(fā)行，既發(fā)布了學派的理論觀點、學術成果，又更好地展示了學派的風貌，以此為輿論領地進行學術交流，加強了國際間的合作，促進了社會運行學派的成熟。社會運行學派的核心理論及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四卷五冊的《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中，也體現(xiàn)在系列叢書著作中，已連續(xù)13年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fā)展研究報告》“走向”系列，連續(xù)出版的“中國特色和諧社區(qū)建設系列調查研究報告”、“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發(fā)展實地調查研究系列叢書”、“面向21世紀社會學系列教材”、“社會學文庫”等等，尤其是《中國社會學史新編》、《20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等多部學術論著被翻譯為英文、韓文等多種文字出版，提升了中國社會學的國際影響力。

        3．以學術會議、學術講座為溝通橋梁

    參加或舉辦國際、國內學術會議，不僅有利于增進學術交流，擴大學術對話，發(fā)展壯大學術隊伍，而且有利于加強國際國內學術合作。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牽頭舉辦的學術會議呈常態(tài)化、規(guī)模化、高端化、國際化發(fā)展。自2005年始，“中國特色社會學——歷史•現(xiàn)狀•未來”、“中國社會體制改革三十年”、“新形勢下城市社區(qū)建設與制度創(chuàng)新”、“新形勢下社會學理論創(chuàng)新暨中國－東盟經濟社會發(fā)展”、“社會轉型與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等全國學術研討會連續(xù)舉辦。自2011年始的“中國社會發(fā)展高層論壇”已連續(xù)舉辦四屆，并將持續(xù)下去。

    此外，鄭杭生先生作為中國資深理論代表團成員成功訪問俄羅斯、朝鮮、印度等，先后赴美國、意大利、日本、韓國等大學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學派其他研究人員也赴美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參加學術會議，這些都擴大了社會運行學派的影響力，為社會運行學派的發(fā)展壯大提供了機會,同時也為吸引眾多外國社會學大師來華交流搭起了橋梁。先后邀請約瑟夫•奈、Arthur Mol、Bruce G. Carruthers、趙鼎新等國外諸多大師走進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開壇講學，開拓了學術視野。

    （二）社會運行學派的內部學術環(huán)境

        1．“草根立地、前沿頂天”的學術綱領

    學術綱領的有效性是社會運行學派的生命力所在。鄭杭生先生從事社會學研究30多年來，一直把“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有所貢獻,對轉型中國社會的認識有所深化”設定為自己的學術目標，這也是社會運行學派一直堅守的“草根立地、前沿頂天”學術綱領的目標指向，通過鍥而不舍地學術追求，以期踐行“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社會學深層理念。

    一方面，社會運行學派堅持理論自覺，不斷給自己的理論綱領注入新鮮血液，確保理論的青春活力。社會運行學派堅持“頂天立地”做學問，強調既要有學科發(fā)展的前沿意識，又要有深入實際的草根情懷，既要有世界眼光，更要有本土特質，既要“構建本土特色”，又要“超越本土特色”。作為社會運行學派共同理論旨趣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五論”立足中國社會現(xiàn)實，從現(xiàn)實中來又回到現(xiàn)實中去，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進行了多維度、多層次的社會學想象與思考，在不斷地建構和反思中，推進和實現(xiàn)了中國社會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

    另一方面，社會運行學派直面中國正在“巨變”的社會實踐，不失時機地調整自己的研究綱領，積極走向“田野”，設計并實施了兩個系列的調查，對“基層社區(qū)建設經驗”和“地方城市發(fā)展經驗”進行系統(tǒng)調研。正是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經驗”為依據(jù)的理論提煉，建立起了具有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從而打破了被西方長期壟斷的學術話語權，逐漸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從世界學術的邊陲逐漸走向中心，從“失語”轉向“言說”與“對話”。

        2．“群而不黨、和而不同”的學派氛圍

    在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梯隊內部，老中青年齡結構合理，學術興趣廣泛，學術力量雄厚，這是社會運行學派的硬實力，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持續(xù)探索和構建，這是社會運行學派軟實力得以形成和發(fā)展壯大的前提。鄭杭生先生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派氛圍”題詞為“多學少宗，良性互動，思想活躍，氛圍融融”，這與“群而不黨，和而不同” 不謀而合，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學派氛圍的營造沒有停留在題詞上，而是深深地體現(xiàn)在學派發(fā)展的具體細節(jié)中。建立生動活潑、振奮向上、心理相容、自由探討、相互尊重、真誠合作這樣具有濃烈創(chuàng)造氣氛的學派內部文化環(huán)境，是一個學派成長壯大的必要條件。社會運行學派正是以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發(fā)展為共同目標，在鄭先生的領導下, 目標上統(tǒng)一、智力上互補、精神上和諧，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學派成員能在一個溫馨的集體里進行富有成效的工作,這一切造就了社會運行學派獨特的內部文化環(huán)境和學派氛圍。在學派內部，鄭杭生先生大師風范的“承前啟后、鋪路搭橋、扶弱益強、正名提位”定位，強調“習思勤精，范式遂現(xiàn)，疑辯勉誠，學派自成”的學派支撐，同時也強調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者素質“方向正確，人品高尚，學問扎實，身體健康”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團隊精神“個人勤奮，團隊合作，教學相長，青藍互補”。

    四、社會運行學派的理論抱負與學派創(chuàng)新

    “這30年來，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確是我內心的學術抱負，也是我一直為之努力的目標。”^【10】社會運行學派在鄭杭生先生的帶領下，正是有了這樣明確的理論抱負和學術目標，所以才不斷地發(fā)展和推廣了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體系，或曰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使其成為當今中國目前第一個完整、系統(tǒng)的社會學理論。“五論”既是鄭先生本人社會學思想的集中表達，也是以鄭先生為靈魂的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皈依^【11】。社會運行學派的發(fā)展歷程表明，理論自覺是中國社會學形成學派、提升地位和話語權的必由之路。鄭杭生對“理論自覺”概念和命題的明確闡述，表明他和社會運行學派的“理論自覺”意識更明確、更強烈、更主動、更堅實，也標志著中國社會學進入了強調“理論自覺”的新階段^【12】。

    社會運行學派始終立足世界社會學格局，時刻反思自己所處的學術境遇，不斷追求新的理論建構，更追求理論自強。鄭杭生先生明確指出，“在歐美社會學作為強勢社會學，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學作為弱勢社會學這樣的世界社會學格局下，在中國社會學界增強主體意識，弱化‘邊陲思維’仍是一項長期的任務”^【13】。正是這種清醒的學術意識和學術自覺，才催生了“五論”的提出和論證，這都是“理論自覺”的一個個軌跡點、支撐點。這些理論都是運用世界的學術眼光，立足中國社會現(xiàn)實、開發(fā)中國傳統(tǒng)學術資源、借鑒國外社會學理論前沿，對自己進行反思、對別人加以審視，從而提煉自己特色的結果^【14】。社會運行學派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不斷推進學派創(chuàng)新，在新時期更是提出了理論自強，強調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權的提升不單純是一個理論建構的問題，還有一個“勢位提升”的問題，要使建構出來的理論真正發(fā)揮影響力，而影響力的發(fā)揮主要取決于理論的徹底性、理論的可接受性以及國家實力的提升^【15】。

    五、社會運行學派的學術取向與現(xiàn)實關懷

    一個學派不是光靠評論才能形成、才能成長的。學派的形成、成長主要奠基在一個學術團隊能夠自覺地、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運用這些主導觀點、核心理念上，并反過來在實踐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在理論上深化、拓展、推進它們^【16】。社會運行學派堅持科學和人文并舉的學術取向，表現(xiàn)在強烈的對現(xiàn)實社會的理論關懷，更是表現(xiàn)在對現(xiàn)實生活的人文關懷。翻開《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在那些記憶留痕且生動鮮活的151張照片里，在那些懇切且語重心長的文字里，我們感受到的不僅是一位學者的學術擔當，更是一個學派的人文情懷。鄭杭生先生題寫并收入《歷程》的“書評、評論、他序”等文字共計64篇之多，那里承載著的不僅是一個長者的殷殷期盼，更是一個學派的成長經歷。

    2012年2月29日，北京鄭杭生社會發(fā)展基金會正式成立，該基金會秉承“關愛社會，致知踐行；促進學術，推陳出新”的宗旨，旨在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發(fā)展，推動社會學進步。同時，也成為社會運行學派參與學術、參與社會的前沿陣地。已開展三屆的“青年學術論壇”學者項目受助學者90人，社會學學子項目（博士、碩士）受助學生64人，這一善舉為中國社會學的后繼發(fā)展楊帆助力。“幼苗甘霖——從小就有好書”慈善項目、“幼苗甘霖——冬天讀書有溫爐”慈善項目讓我們看到學派的社會責任擔當，更是讓我們看到了社會運行學派的學派風范。

    六、結語

    社會學的中國理論學派，是中國社會學的支撐點，這樣的學派越多，表明中國社會學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17】。社會運行學派作為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第一個目標明確的本土化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社會學學派，是一個兼具“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的社會學學派，在“綜合創(chuàng)新，話語有權，建設學派，走向世界”的學派創(chuàng)新觀指引下，在“習思勤精，范式遂現(xiàn)，疑辯勉誠，學派自成”的學派支撐下，秉承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不斷地堅持理論自覺，夯實理論自覺階段的基本功，經過了一個從“成長”到“長成”的學派成長過程，而且，中國社會學社會運行學派依然在不斷成長、繼續(xù)成長過程中。

    2014年11月9日晚9時，我國新時期社會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社會運行學派的開啟者鄭杭生先生與世長辭，這一刻永遠定格在社會運行學派成熟壯大的歷程中。作為中國社會學的一面旗幟，他一生秉持的學派情懷及學派創(chuàng)建，成為中國新時期社會學學科建設和學術發(fā)展取之不盡的智慧寶藏，他生前所言今天依然振聾發(fā)聵，提醒著社會學界的各路精英繼續(xù)努力，“學派是學術發(fā)展的最實質性的平臺。有無學派，特別是有無著名的學派，是一個學科是否繁榮、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會影響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之一。”^【18】先生的離去，是社會運行學派的最大損失，更是中國社會學界的重大損失，相信在先生學派情懷和學派宏旨的感召下，社會運行學派后人承繼學統(tǒng)，宏張學脈，社會運行學派的事業(yè)還將繼續(xù)發(fā)揚，大放異彩。

注  釋：

[1] 評介、書評文章可集中參見《社會運行學派成長歷程——鄭杭生社會學思想述評文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1]“群而不黨，和而不同”是馮仕政教授在《群而不黨、和而不同——鄭杭生先生的學術作風及其時代意義》一文中評價鄭先生的學術作風，筆者甚為贊同，故引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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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鄭杭生.學會、學派、學術——在2014年中國社會學會武漢學術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EB/OL].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4-07-19/18416.html，2014-07-19.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鄭杭生社會發(fā)展基金會學子項目“自覺與批判：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建構”（項目編號：12ZHFD1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力平，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研究。本文發(fā)表于《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如有專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