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作為一名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我經(jīng)常在國際學術界與我的國際同行們進行討論和對話。我發(fā)現(xiàn),即使在擁有悠久人文傳統(tǒng)和哲學社會科學大師輩出的歐洲學界,人文學科在當今時代也處于衰落狀態(tài)。由于經(jīng)費短缺,不少歐洲高校首先拿人文學科“開刀”,試圖通過削減對人文學科的有限投入來彌補其他方面的資金短缺。接踵而來的便是人才的流失。我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從教多年的一些朋友紛紛前往美國任教,或把目光轉向亞洲尤其是中國。這不僅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實現(xiàn)“彎道超車”的機遇,也是我國學術國際影響力提升的映照。
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不僅體現(xiàn)在中國經(jīng)濟的快速騰飛,也逐步體現(xiàn)于中國文化和思想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通過學術“走出去”,我們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fā)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在看到中國學術“走出去”成績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意識到,當今世界學術文化傳播“西強我弱”的格局依然沒有根本性改變,國際學術話語權還掌握在西方人手里。過去我們曾天真地認為,中國強大之后外國人就會主動來找我們,主動把我們的著述翻譯成外文在國際上出版發(fā)行。事實上,今天我們仍在不遺余力地翻譯并介紹西方理論和著述,而中國學界又有多少人得到了國外出版機構青睞呢?又有多少在國內聲名赫赫的學者的著述在國際上出版了呢?據(jù)我所知,真正進入國際主流出版機構的中國學術著作實在是鳳毛麟角。相比于政治、經(jīng)濟領域來說,學術思想走向世界是一條更加漫長的道路。
為匹配中國政治大國和經(jīng)濟大國的地位,加快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進程,我認為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努力。
第一,從學術研究本身來說,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chǎn)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chǎn)生思想的時代。我們對此要充滿信心。就我所從事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而言,在改革開放初期,比較文學研究開始在中國復興之時,就有學者提出了構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設想,提出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注重東方文學的研究,以跨越文化傳統(tǒng)、跨越學科界限和語言界限的中西比較文學為研究對象,以通過東西方文學的對話來探討全人類的共同規(guī)律為其長遠目標。當年我們試圖豎起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大旗時,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比較文學界幾乎對中國的比較文學成就不屑一顧。而30多年后的今天,讓國際比較文學界傾聽中國學者的聲音,進而承認“中國學派”的形成,可以說已經(jīng)“水到渠成”了。
回顧中國比較文學界這幾十年來的努力與探索,我們認識到,形成“中國學派”,需要中國學者以研究實績去贏得國際同行的重視和尊重。我們一方面要堅持比較文學的民族性,立足于比較文學的中國視角;另一方面又不能封閉于一隅,要通過外譯將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國際學界就會逐漸發(fā)現(xiàn),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學派”正在崛起并逐步壯大,并與世界各國學術一道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提供指引。
第二,從激勵機制方面來說,建議將設立哲學社會科學院士制度提上日程。近年來,一些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著名學者當選為歐美國家的科學院外籍院士,這充分說明他們的學術研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和知名度,得到了國際學術同行的承認。中國設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院士制度,有利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在“走出去”過程中增加自信,與國際學界展開更加平等的對話和交流。
第三,從方式方法上來說,中國學者要掌握對外譯介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不得不承認,在西方中心主義依然存在的情況下,一味被動等待別人來“發(fā)現(xiàn)”我們的研究成果和價值并不現(xiàn)實。一方面,我們應該培養(yǎng)一支外語素質高、中國文化學術功底深、語言表達地道的高級翻譯隊伍;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充分發(fā)揮海外漢學家的作用,通過聘請高水平、負責任并熱愛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對中國譯者翻譯的中國學術成果進行修改潤色,以達到在國際權威出版機構出版的水平。當前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困難。
第四,從渠道平臺來說,“借船出海”不失為一個良策??梢越柚鷩獾臋嗤霭嫔缁蛴杏绊懙膰H學術期刊來發(fā)表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樣就能有效解決國際市場發(fā)行流通不暢的問題。
我們期待并相信,經(jīng)過中國學界的不懈努力,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將為增強文化軟實力、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作出更大貢獻。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