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東
摘要：突厥官職中，設(shè)因領(lǐng)兵而獨樹一幟，致使唐朝于貞觀四年為突厥設(shè)置羈縻州時，就依據(jù)頡利可汗、突利可汗、沙缽羅設(shè)蘇尼失等三大突厥勢力的范圍而劃定行政區(qū)劃。傳世碑文、史料均明確記載順州、祐州、化州、長州、北開州、北撫州、北寧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時并置的。頡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來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貞觀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廢。十七年，兩府復(fù)置于靈、夏地界。
關(guān)鍵詞：突厥；蘇尼失；阿史那思摩；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隋末唐初，突厥據(jù)漠南，南鄙與勝（今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東北）、夏（今陜西靖邊北）、朔（今山西朔州）等州相鄰，頡利可汗主漠南，突利小可汗主東偏，蘇尼失主西偏。突厥既降，頡利之眾分為四，一南遷鄂爾多斯高原，一附漠北薛延陀，一投西域，一留漠南。唐朝即以頡利、突利、蘇尼失故地分置定襄、云中及順、祐、化、長、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州等都督府。由于傳世史料互相出入很大，給后世留下很多疑惑，如羈縻州的數(shù)量、初置時間、治所、變遷、隸屬關(guān)系等，都成為史界爭論的焦點，訖無定論。以下試就個別論點提出質(zhì)疑，以就正方家。
一、北開州、化州、北寧州、長州都督府
唐貞觀四年（630），突厥部落內(nèi)附，被安置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到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的廣大地域，設(shè)為羈縻州，《舊唐書·突厥傳》載：“太宗遂用其計，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統(tǒng)其眾。”［1］（P5163）《通鑒》卷193貞觀四年四月戊戍到六月丁酉等條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tǒng)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統(tǒng)其眾。”［2］（P6077）“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壬申）拜（阿史那思摩）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tǒng)頡利舊眾。丁丑，以右武衛(wèi)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2］（P6077~6078）“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yīng)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wèi)將軍康蘇密為北安州都督。”［2］（P6079）《新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載：“順州順義郡：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于幽、靈之境；又置北開、北寧、北撫、北安等四州都督府。”［3］(P1125)新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所設(shè)羈縻州中還見定襄、云中兩都督府。《通典》、《冊府元龜》大致與《舊唐書》同，《太平寰宇記》唯記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唐會要》僅記置六個羈縻州，由定襄、云中二都督府統(tǒng)領(lǐng)。史界圍繞這些史料提出各自觀點，爭論不休。其中一條觀點，源自上世紀90年代，由樊文禮、艾沖兩位學(xué)者提出了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州都督府是化、長、祐、順州都督府前身的新說，我覺得這個觀點還可以討論，先論北開、化、北寧、長州都督府等。
第一，突厥是游牧部落，遷徙而不定居，其內(nèi)附之初，雖設(shè)羈縻州，有的部落仍無固定治所。特別是鄂爾多斯高原，自魏晉南北朝到唐初一直為畜牧地帶，史念海先生云：“鄂爾多斯高原位于明長城之北，河套平原則在陰山山脈之南，黃河如帶，貫穿其間。大致說來，這兩個地區(qū)農(nóng)牧兼宜。在歷史上就曾經(jīng)有過幾次農(nóng)牧交遞的變遷。”［4］（P82）“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遷來，這兩個地區(qū)的農(nóng)田就又一變而為牧場，也就是說恢復(fù)到原來的草原。”［4］（P92）雖自北魏末期起，鄂爾多斯高原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了由牧轉(zhuǎn)農(nóng)的端倪，但其大面積的恢復(fù)農(nóng)業(yè)是從唐代前期開始的，而隋末唐初，這里仍是便利游牧部落從事畜牧業(yè)的區(qū)域，如《隋書·突厥傳》載突厥內(nèi)附部落“遷于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fā)徒掘塹數(shù)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啟民畜牧之地。”［5］（P1873）至貞觀七年（633年），靈、夏一帶羈縻州始落實州治，《舊唐書·地理志》載“七年，于德靜縣置長州都督府。八年，改北開州為化州。十三年，廢化州及長州，以德靜、長澤二縣來屬。……德靜，隋縣。貞觀七年，屬北開州。八年，改北開州為化州。十三年，廢化州，以縣屬夏州。……長澤，隋縣。貞觀七年，置長州都督府。十三年，廢長州，縣還夏州。”［1］（P1413~1414）七年，于長澤縣（今內(nèi)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鎮(zhèn)北）、德靜縣（今內(nèi)蒙古烏審旗烏審召鎮(zhèn)以南）置長州、北開州都督府（舊志將長州都督府設(shè)置地點記為德靜縣、長澤縣兩地，誤，當(dāng)以長澤縣為是。艾沖先生將德靜縣屬北開州之“屬”推定為“置”字，甚確），并非為二府始設(shè)之年，而是有固定治所之始。
第二，《通鑒》卷193貞觀四年五月壬申條載思摩歸唐被封為北開州都督，《舊唐書·突厥傳》載貞觀四年（630年）到十三年（639年）間思摩一直為化州都督府都督，自北宋以來，史界就懷疑北開州、化州的關(guān)系，樊、艾更以為二者是前后相襲的關(guān)系。我以為二州是并置的，舊志所謂改北開州為化州，是二州同置于貞觀四年，七年，北開州始有治所，化州仍無。八年，改北開州為化州，即以德靜縣為化州治所，合并二州為一州。其所以如此，與阿史那思摩在突厥中的特殊地位有關(guān)，《舊唐書·突厥傳》：“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為設(shè)。……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tǒng)頡利舊部落于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1］(P5163)四年，似分思摩所領(lǐng)頡利部落置化州、北開州都督府，以思摩兼任二州都督。《唐會要·安北都護府》：“封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處其部落于河南朔方之地。”［6］（P1314）頡利入朝，先后封虢州刺史、右衛(wèi)大將軍，卒后贈歸義王，始終不領(lǐng)部落。突利來降，授右衛(wèi)大將軍，封北平郡王。突利、蘇尼失、思摩三人不僅封為郡王，而且都領(lǐng)有部落、實地，因此設(shè)置羈縻州所依據(jù)的是以三人所領(lǐng)部落、土地為劃分的標(biāo)準。八年，頡利可汗死，突厥部落首領(lǐng)以故俗而殉死者有北寧州都督蘇尼失等，北陲局面因而受重大影響。三大郡王中突利、蘇尼失皆死，唯余思摩一人，成為當(dāng)日突厥惟一有重望之首領(lǐng)，為突厥降部眾所矚目，勢不得不殉死。太宗為解脫其窘境，并保障唐北陲安全大局的穩(wěn)定，于是合并北開州、化州為一州，仍由思摩統(tǒng)領(lǐng)管理。這一形減而實不變的措施，既保留了思摩所領(lǐng)部落，又減輕了其輿論壓力。于是，史冊上就出現(xiàn)了兩種關(guān)于思摩任職的記載。以上為一假說，似以解釋史籍記載之矛盾。
第三，處于夏州的長州都督府可從突厥官職、封地中推理其部落由來，《新唐書·突厥傳》載：“于是處羅子郁射設(shè)以所部萬帳處河南，以靈州為塞。”［3］（P6029）《新唐書·突厥傳上》：“（貞觀三年）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道宗戰(zhàn)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shè)、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3］（P6035）郁射設(shè)部從靈州以北東遷夏州，以設(shè)領(lǐng)部落而獨處一地，考慮到其地位、影響，似以此部落置為長州都督府。
第四,北寧州都督蘇尼失曾任始畢、頡利可汗時的沙缽羅設(shè)，主管靈州西北一帶部落?！杜f唐書·突厥傳上》：“可汗者，猶古之單干；……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lǐng)兵者皆謂之設(shè)。”［1］(P5153)始畢可汗時，俟利弗設(shè)、莫賀咄設(shè)（五原北，今內(nèi)蒙古巴盟烏拉特前旗境內(nèi)）及沙缽羅設(shè)（靈州西北）各當(dāng)一面。處羅可汗時，有泥步設(shè)（幽州以北）、步利設(shè)、奧射設(shè)、莫賀咄設(shè)及沙缽羅設(shè)。頡利任可汗時，陰山以北有多個欲谷設(shè)統(tǒng)治薛延陀、回紇、拔野古等部落，幽州以北有郁射設(shè)（后遷徙靈州），靈州西北有沙缽羅設(shè)，另有延陀設(shè)、步利設(shè)等?！杜f唐書·阿史那忠附蘇尼失傳》：“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者，啟民可汗之母弟，社爾之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為沙缽羅設(shè)，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為小可汗。及頡利為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眾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yōu)厚，拜北寧州都督、右驍衛(wèi)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1］（P3209）北寧州設(shè)置于頡利敗亡、沙缽羅設(shè)內(nèi)附之際，即貞觀四年（630），蘇尼失在任四年，死于北寧州都督任上。七年（633）于夏州長澤縣置長州都督府，則長州與北寧州至少在七年、八年是并存于世的。突厥部落酋長雖有世襲之制（兄終弟及、父死子襲），但不足以為蘇尼失、阿史那忠世襲同一職位之證據(jù)。據(jù)《唐故右驍衛(wèi)大將軍檢校羽林軍贈鎮(zhèn)軍大將軍荊州大都督上柱國薛國公阿史那貞公墓志銘并序》：“父蘇，左驍衛(wèi)大將軍、寧州都督、懷德元王，……公誘執(zhí)頡利可汗而以歸國，蒙加寵命，授左屯衛(wèi)將軍。年逾志學(xué)，遂參禁衛(wèi)，……十一年內(nèi)檢校長州都督。”［7］（P602）是阿史那忠任檢校長州都督一職的始任時間為十一年，上距其父蘇尼失之死已三載。則八年到十年之間，繼任蘇尼失之北寧州都督者絕非阿史那忠無疑，彼時，忠尚在長安守衛(wèi)宮禁，據(jù)《舊唐書·阿史那忠附蘇尼失傳》：“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wèi)將軍，……貞觀九年，遷右衛(wèi)大將軍。”［1（P3209）八年（634），蘇尼失死，忠仍在長安任左屯衛(wèi)將軍，第二年，遷右衛(wèi)大將軍。十一年以前，阿史那忠一直在長安拱衛(wèi)天子，并未如一些突厥首領(lǐng)雖虛領(lǐng)衛(wèi)卻實兼羈縻州都督而守于邊州。如是，北寧州與長州都督府并無沿襲關(guān)系。蘇尼失在靈州西北的突厥部落中有重要影響，以其子忠領(lǐng)曾寓靈州的郁射設(shè)部，而檢校長州都督府也在情理之中。
二、順州、北安州、北撫州都督府
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以北，領(lǐng)契丹、靺鞨、奚等?！杜f唐書·突厥傳》：“（貞觀四年）以其（指突利可汗）下兵眾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1］(P5161)此處“祐”字贅。《舊唐書·地理志》：“順州下。貞觀六年置，寄治營州南五柳城。舊領(lǐng)縣一。”［1］(P1520)順州都督府設(shè)置于貞觀四年（630），無治所。五年（631），突利朝長安，路經(jīng)并州病逝，以其弟繼任都督。六年，廢除都督府，置順州。此前，營州都督府已置由奚、契丹、靺鞨等部落設(shè)置的羈縻州。突利既死，順州都督府改為順州，一同其它羈縻州。不能因六年順州始有治所而將其推定為初置時間、地點。
北撫州、北安州與六胡州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已為史界所發(fā)現(xiàn)馬長壽在《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中指出史善應(yīng)、康蘇密所領(lǐng)胡部在北撫州、北安州與六胡州的過渡中是一脈相承的。史善應(yīng)為北撫州都督，康蘇密為北安州都督，以史、康為都督的部落必為粟特部落無疑?！锻ㄨb》卷193貞觀四年六月丁酉條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yīng)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wèi)將軍康蘇密為北安州都督。”［2］（P6079）胡注：“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后皆省，史善應(yīng)亦阿史那種，史單書其姓耳。”［2］（P6079）岑仲勉先生贊同胡注的說法見岑仲勉《突厥集史》卷5，第201頁。我以為前文冠蘇尼失以阿史那姓，何以緊接著冠善應(yīng)以史姓，而不冠阿史那姓呢？胡注誤。安氏祖輩應(yīng)落籍于北撫州或北安州，史氏、康氏在粟特部落中人數(shù)最多，安姓較少，所以沒有獨立設(shè)州，而依附于史、康氏羈縻州，二北州是后來六胡州的雛形，所以也在靈、夏一帶。北安州都督府是以康姓為主的粟特部落設(shè)置的，而順州都督府是以突利部落設(shè)置的，并無前后相襲的關(guān)系。
祐州都督府資料甚寡，不論。除順州都督府外，化、長、北開、北寧、北撫、北安州等都督府都分布在鄂爾多斯高原?！杜f唐書?地理志》：“豐州下，隋文帝置，后廢。貞觀四年，以突厥降附，置豐州都督府，不領(lǐng)縣，唯領(lǐng)蕃戶。十一年廢，地入靈州。”［1］（P1417）四年到十一年間，豐州都督府置為依郭的羈縻州。
三、定襄、云中都督府的治所
頡利既敗，部落除分流到漠北、鄂爾多斯高原、西域之外，留在漠南的尚不少，唐將這些部落分置為六州，左隸定襄都督府，右隸云中都督府。關(guān)于二府所轄羈縻州，學(xué)界已有考證岑仲勉《編年》、《安北單于兩都護府領(lǐng)州考》、《突厥雜纂·地里》等對定襄、云中兩都督府所領(lǐng)羈縻州有詳考，見其《突厥集史》。另，樊文禮、艾沖于此亦有考證，可資參考，此文暫不贅述。下僅論四年到十三年二府的治所。關(guān)于故定襄、云中城的位置，由于史料記載語焉不詳，給后世留下很大爭議。岑仲勉先生推測云中都督府治于頡利定襄故地：“此府本由頡利部分置，頡利本居定襄，則云中都督似在其地，……”［8］（P644）很明顯，作者傾向于二府都在定襄故地一帶，此說甚允。薛宗正先生則認為定襄都督府僑置于寧朔，云中都督府最初稱云州都督府，置于盛樂。劉統(tǒng)先生推斷定襄、云中兩都督府分置北定襄城、云中故城。艾沖先生認為突厥因游牧的緣故，二府在漠南無固定治所。而更普遍的觀點則沿襲新志，認為二府伊始就僑置于寧朔、朔方關(guān)于北定襄城位置有內(nèi)蒙古托克托、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的分歧，參見李崇俊《隋唐時期北部疆域的開拓變遷》，《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社版），2011年第6期，第72頁。關(guān)于云中故城的位置亦有內(nèi)蒙古托克托、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的爭論，參見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第35頁－40頁，轉(zhuǎn)第55頁。岑仲勉觀點見其《突厥集史》的《突厥雜纂·地里》章節(jié)，第642頁－648頁。薛宗正觀點見其《突厥史》的《大河內(nèi)外諸羈縻州府的建立》相關(guān)論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7年，第383頁。另，薛宗正提出定襄、云中二府是漢人都督府，并非羈縻州，而我們能搜集到的史料都證明二府是突厥首領(lǐng)任都督的（定襄都督府都督阿史德樞賓、云中都督府都督舍利元英），明顯是羈縻州無疑。劉統(tǒng)將北定襄城位置比定為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東南美岱古城，將云中故城比定為今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見《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第12頁－14頁）。據(jù)《1959年呼和浩特郊區(qū)美岱古城發(fā)掘簡報》、《和林格爾縣土城子試掘紀要》，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即漢定襄城、隋大利城，且美岱古城距呼和浩特東南45公里，土城子在呼和浩特南40公里（見《文物》，1961年第9期，第20頁－25頁、第26頁－29頁），二城相距甚近。據(jù)《水經(jīng)注》古云中、盛樂相距80里之遙，則劉氏之比定有誤。艾沖觀點見其《唐前期東突厥羈縻都督府的置廢與因革》一文。我是傾向于岑、劉觀點的，認為定襄、云中兩都督府早在貞觀四年就有了固定治所，分治于土默川平原的盛樂（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云中（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城東北）。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盡廢突厥羈縻州，恢復(fù)可汗制度，將部落徙黃河之北，以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建牙于定襄（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唐遂將建在此的云州、定襄縣南遷，云中縣也為新恢復(fù)的突厥可汗牙帳的腹地騰地方而南遷。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渡白道川襲擊突厥，俟利苾避朔州。突厥部落不服俟利苾，十七年（643年），盡南徙勝、夏。唐朝為之恢復(fù)羈縻州體系，復(fù)設(shè)定襄都督府僑治于寧朔（今陜西靖邊東北），隸夏州都督府；設(shè)云中都督府僑治于朔方（今陜西橫山西北之白城子），隸靈州都督府。二府之重設(shè)經(jīng)歷了這么一個過程，非如新志所載定襄、云中二府于四年既僑置于寧朔、朔方。
二府及俟利苾可汗牙帳先后置于土默川平原是時勢演變所致。自隋代始，突厥牙帳逐漸遠離郁督軍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北山），沙缽羅可汗將牙南移白道川（今內(nèi)蒙古土默特平原），《隋書·突厥傳》載“時沙缽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nèi)，有詔許之。”［5］（P1869）隋末唐初，處羅可汗命莫賀咄設(shè)置牙五原（今內(nèi)蒙古烏拉特前旗境內(nèi)）之北，莫賀咄設(shè)后為頡利可汗，仍牙舊地。貞觀元年，頡利移牙朔州。后又移于白道川，居定襄，此可從李靖破襲頡利之事推知，據(jù)《舊唐書·突厥傳上》：“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于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1］（P5159）《通鑒》卷193貞觀四年正月條胡注：“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2］（P6070）李靖從惡陽嶺北向定襄，即頡利牙所在。隋末唐初，富饒的土默特平原先后為沙缽略、頡利兩代可汗建牙所在。定襄、云中二城自漢以來既為北疆重鎮(zhèn)，向北控制著白道、陰山道、青坡道等要路，所以，唐初結(jié)合當(dāng)時突厥內(nèi)徙的情況與置牙的歷史趨勢，將頡利舊部安置到定襄、云中，而沒有像黃河南岸的北開等州經(jīng)歷了一個由半定居、半游牧到定居的過程。
頡利置牙的定襄唐代稱北定襄城，《通鑒》卷193貞觀四年正月條胡注：“《舊志》：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陽縣。又《隋志》，云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筑以處突厥啟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dāng)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北三百余里，定襄故城，后魏初之云中也。”［2］（P6070~6071）胡三省斷定的是，自漢以來，此城屢經(jīng)翻修，至隋代即筑大利城，置啟民可汗。《隋書·突厥傳》：十九年六月“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5］（P1873~1874）《隋書·地理志》定襄郡條：“大利，大業(yè)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5］（P853）后處羅可汗置楊政道于此城，“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為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一萬。”［1］（P5154）《通鑒》卷188唐高祖武德三年二月甲寅條胡注：“此蓋隋之定襄郡也，治大利城。”［2］（P5878）胡三省判斷的是。貞觀十三年（639年），阿史那思摩率突厥部落北過黃河仍建牙于此城：“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于故定襄城，……”［2］（P6165）《通鑒》卷201麟德元年正月甲子條載：“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云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至是，部落漸眾，……”［2］（P6339）此文誤，云中當(dāng)為定襄，《通鑒》卷193貞觀四年正月條：“春，正月，李靖師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2］（P6070）同條胡注：“云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筑以處突厥啟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乾，當(dāng)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通鑒》卷193貞觀四年正月乙亥條云：“李世勣出云中，與突厥戰(zhàn)于白道，大破之。”［2］（P6071）李靖、李勣兵各行定襄、云中，李靖既破突厥，何以將部落遷到李勣經(jīng)行的云中，而不遷到自己經(jīng)行的定襄呢？故此云中城當(dāng)記為北定襄城。另據(jù)新志，阿史德部落所置阿德州屬定襄都督府。《唐會要·諸蕃馬印》亦載“阿史德馬，與蘇農(nóng)執(zhí)失馬同類，在陰山北，庫延谷北，……以上，定襄府所管。”［6］（P1307）阿史德部落的牧群也歸定襄都督府所管。俱證《通鑒》之誤。李崇俊考證大利城位置云：“紫河，即流經(jīng)今和林格爾、清水河縣境的渾河，蒙古語稱烏蘭木倫（紅河）。金河，今呼和浩特南部的大黑河古稱金河。正說明大利城即在白道南、金河與紫河之間的地區(qū)。”［9］（P72）甚是。渾河、大黑河貫穿土默特平原，這座平原上的另一座名城，即古云中城即在大黑河口附近?！端?jīng)注·河水》載“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郡國志》曰：成樂，故屬定襄也?！段和恋赜洝吩唬涸浦谐菛|八十里有成樂城。……白渠水又西逕魏云中宮南?！段和恋赜洝吩唬涸浦袑m在云中縣故城東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逕云中故城南，……”［10］（P83）《水經(jīng)注》還記載了古芒干水與云中故城的位置關(guān)系，胡三省極贊成其觀點，嚴耕望先生也據(jù)之推論：“由單于府西南西行約四十余里至北魏云中故宮，又西四十里至秦漢云中故城（今托克托城東北約二三十里），皆在金河即古芒干水（今黑河）之南，白渠水（今岸水河）之北。”［11］（P1357）嚴先生將云中故城比定為今托克托?！锻ǖ?middot;州郡·古雍州》勝州條：“有故云中城、拂云堆、金河。”［12］（P4532）勝州在今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故云中城即在此州境內(nèi)，比于地望，為托克托無疑。岑仲勉先生有《云中故城考》也傾向故云中城在今托克托附近，見其《突厥集史》卷4《附：云中故城考》，第146頁－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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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岳東（1969－），男，陜西咸陽人，碩士，華清池管理處文史室文博館員，主要從事隋唐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