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chuàng)造歷史中研究歷史——“歷史與現實關系”的再審視

王學典  

重新審視現實與歷史關系的原因

    歷史學界常被許多經典難題所困擾，如史料與史觀的關系、微觀與宏觀的關系、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等等，其中，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則最令人困惑，簡直是剪不斷理還亂。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中，“現實”占主宰地位，走向極端后，“歷史”被“現實”完全吃掉；從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這期間，“歷史”又一直試圖擺脫“現實”的糾纏，想不食人間煙火，走向極端后，“現實”又差一點被“歷史”吃掉。近30年間人們談歷史與現實的“區(qū)別”可能太多，在應該強調“區(qū)別”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間的應有“聯系”。

    1949年后，歷史研究全面納入為現實、為政治服務的軌道。所以，“文革”一結束，許多學者就提出放棄所謂“古為今用”的原則，向“為歷史而歷史”的路子靠攏，“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為一些人的選擇，絕非偶然。這時有的人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中，“現實”好像已成為一種有害的因素、負面的因素，成為認識歷史真相的障礙，必須遠離“現實”、回避“時代”，能遁入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中最好。這種對所謂“純學問”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說即已成為一種思潮。但由于強大的歷史慣性的作用，整個80年代“歷史”并未能實現回避“現實”的目的，或只有小部分人實現了這一目的。但到了90年代，“現實”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困擾，使得許多人躲避唯恐不及，關注“現實”的學者常常被冷落。

    問題的實質是：在整個歷史認識過程中，“現實”究竟是否是一種積極的、正面的因素？上世紀90年代的主流學者給出了一種否定的回答，在歷史學領域尤其如此。部分史家因課題的性質躲避“現實”、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學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導回避“現實”則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說，前一時期可能以一種同樣錯誤的方式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導致了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所以，應該對“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問題進行再檢討再審查。

歷史學家離不開現實

    生活在現實中的歷史學家實際上根本躲不開現實，他就在現實中。那么，他想躲開的究竟是什么呢？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一直有一種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獲知“歷史真相”、要想“客觀”，必須克服“黨派偏見”或“意識形態(tài)偏見”，潛在的觀念預設是：“黨派偏見”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學術，必須堅決清除。“黨派偏見”有無正面價值？在某些領域的研究中，“黨派偏見”能否推動、是否推動過學術的發(fā)展？是人們幾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不言而喻、不說自明的問題：它阻礙學術的作用似乎已經不需要我們再多說什么了。在近年翻譯過來的《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一書中，作者——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用許多事實澄清了這一問題，這一澄清對說明我們自己學術史上的許多問題也有啟發(fā)意義。

    在霍氏看來，“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因意識形態(tài)或其他原因）沒有考慮到的”?；羰险f：以往的社會科學不能與黨派偏見分開，并不能證明黨派偏見有益于這些學科，只恰恰說明黨派偏見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黨派偏見促進了科學進步的情況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夠做到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特別是就它為改變科學爭論的地位提供了動力，從外部為科學機制注入新話題、新問題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霍氏斷言：“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對于某些學術科目而言，“黨派偏見具有正面價值。這是無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鮑姆的意見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現實的中國史學界高度注意。“意識形態(tài)”和“黨派偏見”并不必定導致“歪曲”真相，并不總是消極因素，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某種政治信念和現實追求，就沒有歷史學家執(zhí)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動力。“中國近代史”研究得比較充分，這和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恨有直接關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較充分，這和“奴隸制”的有無及其與“封建制”分期有重大關系，而“奴隸制”的有無及其與“封建制”的分期的爭論長期以來基本上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問題。

    沒有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及其對這種需要的滿足，就沒有所謂的“二十四史”，這些“歷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為了這些“歷史”自己，而是為了那些主持修撰這些“歷史”的人們。修史在這里幾乎僅具有手段的意義。這一現象說明：滿足現實的需要完全可以成為學術發(fā)展的正面因素。“為歷史而歷史”“為學術而學術”固然讓人們肅然起敬，為滿足時代和社會需要而研究歷史也絕非什么不光彩的行為，甚至更值得人們的尊重——心系現實比回到“象牙塔”嚴格說來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良知”。

    如同前面所說，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關系的實質，是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就學術與政治的最一般關系而言，嚴格地講，學術應該而且必須獨立于政治，因為二者規(guī)則不同。前者只應服從真理、跟著事實走，屬是非之間的取舍，后者必須聽命于權力，策略至上，屬利害之間的權衡。學術可以而且應該獨立于政治，但學術無法脫離于政治。前者說的是學術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自主性，后者強調的是學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政治的相關性：學術處于權力所織成的網絡之中，在許多情況下看來也不能不權衡利害。以往學術界的問題是把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這種“相關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幾乎把所有的學術問題都看作政治問題，走向極端者則把學術討論視為“階級斗爭的反映”。這種“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導致意識形態(tài)對學術長達數10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這種背景，“文革”結束后的最初幾年，相當一部分學者主張將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分開，以爭取學術問題可以自由討論的空間。這種要求顯然在注意到了學術“自主性”的同時，又忽略了它與政治的“相關性”。

    這種“相關性”在下述兩個主要的方面表現出來：第一，從學術與政治作為兩種獨立的互相外在的現象來看，充分的學術“自主性”的實現必須輔之以相應的政治條件。如果公民（學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也就沒有保障”。“要求分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爭取學術問題得以自由討論，實際上就是承認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論自由，只要討論學術問題的自由。”但是一旦將學術問題指為政治問題，那時，任何討論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學術時刻處于權力所織成的網絡之中”，所以這種變學術問題為政治問題的可能隨時都存在。第二，從學術自身的政治屬性的濃淡來看，學術與政治既有“難解難分”的時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時候。譬如，中國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許多問題，基本與“政治”無涉，也就談不上有什么“相關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近現代，特別是當代史上的許多問題，就與“政治”關涉度甚高，在中國現有“國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現實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現在所有學術問題上。這有兩種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學術問題”和“學術性的政治問題”。前者說的是某些選題大體上可以作為不計現實利害的學術研究的對象來對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認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屬性；后者說的是某些問題帶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問題，但可以從學術的視角或在學術的層面上加以觀察和探討。

    從本質上說，學術與政治是難以完全區(qū)隔開來的，學術與意識形態(tài)的聯系也無法根本切斷。

重建聯系 加強當代史研究

    學問并非“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間煙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來的”，史學家也并不能幻想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應該主動地面對現實、改變現實，對自身所在的時代承擔某種責任。如何使歷史研究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如何重建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如何重塑歷史學的公眾形象，關注當代史研究應是一個主要途徑。

    當然，當代史的難寫，人所共知。這主要來自以下幾點制約因素：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當然是我們首先要在此強調的。我覺得這一點今天已無必要諱言。雖然意識形態(tài)并不必然導致對歷史的“歪曲”，并不總是起負面作用，但主流意識形態(tài)卻可以提醒你哪些問題可以隨時進行研究，而另一些問題則必須放一放，也就是說，即使是一個“真理性”認識，一種已經探明的“真相”，一段證據確鑿的歷史，該不該說出來，的的確確有個“時機”問題，也有個“策略”問題，“應不應講，什么時候講，講些什么，從政治上考慮都不是徑情直遂、無所斟酌的”。雖然不能也不應以要求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歷史學家，但歷史學家自己的確應該明白，他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與當下的“現實”協(xié)調，因為當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確不同于古代史：當年的劉項之爭你可以盡情地發(fā)表看法，但半個世紀前的政治沖突卻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這不僅是某一黨派的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和整個民族的利益相關。這當然會由此產生一個問題：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認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暢所欲言，而回避了這樣的問題，其他問題則肯定難以透徹說明。老實說，許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當代史，就因為這一段歷史迄今還難以從意識形態(tài)話語系統(tǒng)中完全剝離出來。

    與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帶來的困難似乎更具根本性。當代史的材料之多、頭緒之繁雜、遍覽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漢史”的人所難以想象的。就以對歷史學的學術史研究而言，當代有多少專業(yè)期刊、多少綜合雜志、多少大學學報、多少以書代刊的論叢、多少會議文章結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論文、多少著述、多少領域、多少方向、多少專業(yè)、多少專題、多少博士論文要看，能看得過來嗎？別說“竭澤而漁”了，就是揀最基本的東西看也不容易。而且，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經過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編排。這和我們上面所說的“秦漢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漢史”的文獻材料有限，就《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等幾部書；第二，這些極為有限的資料也已經過許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漢官制史料、秦漢經濟史料、秦漢農戰(zhàn)史料、秦漢哲學史資料等等。與研究古代史相比，治當代史者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鑒別與披沙揀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突破材料制約的是洞察力和判斷力，因而治當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譬如，在關于中國古代的學術史敘事中，學界大都沿用一條基本的敘事線索：這就是所謂的“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樸學”等，這樣的概括在提供許多東西的同時當然甚至會遮蔽更多的東西。但是，這畢竟會給你指出一條途徑，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樣彷徨無路。而當代史則是這樣的典型的荒野。這種荒野感可能主要來自前邊所說的材料太多太雜，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變遷的脈絡和主次的差別。其次，則由于距離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對象的輪廓和邊界。再者，“歷史”的本質含義是“過程”，沒有“過程”當然就沒有“歷史”。所以，當現實作為一個“過程”正在展開或尚未結束或最終的結果尚未呈現時，一般說來，對它作歷史的研究和判斷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這個“過程”還不完整。但是，過分強調這一點，那就等于事實上完全排除了當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實際上，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說，材料永遠沒有充分的時候，相對于歷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遠無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現實；至于過程是否終結，也很難說，儒學產生于兩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難說儒學所推動所介入的歷史過程已經終結?？傊?，洞察力對任何時段的歷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當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對洞察力的依賴程度更高。再進一步地說，具有“一葉知秋”和“見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前提。

    限制當代史研究的另一問題是利害關系太大。譬如說，當代學術史研究就最為典型，因為當代學術史的創(chuàng)造者還在，歷史的當事人還在，不但“還在”，而且說不定仍在“當道”。即使當事人不在了，但當事人的學生、弟子、追隨者、門徒還在，即使學生、弟子不在了，但再傳弟子、學統(tǒng)、門派還在。這樣，人們就會從名字的有無和地位安排的高低來決定認可一篇當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學術問題會很自然地演變?yōu)?ldquo;人事”問題。當代史的難寫，可以說沒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筆者在《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一書的“后記”中，就已經對此有所體會了，只是遠不如現在深刻罷了。當時我說：當代人撰當代史，免不了冒點兒風險，這是因為：當代史的創(chuàng)造者們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誤或失真，創(chuàng)造者們如果現身說法，作者定會陷于被動、尷尬的境地，這當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歷史，死無對證，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時代剛剛過去或還未完全過去，這個時代給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樣，對這個時代或憎惡或懷念的情緒仍在感染著人們，研究者很容易受這種或那種情緒的影響而不能十分冷靜地對待其中的人和事，從而出現偏頗；其三，當作者與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對象有某種感情上精神上的聯系而不能認同于他們當年的某些觀點或做法時，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煩的事。

    在歷史研究領域，當代史研究的狀況似乎最不令人滿意。原因除了上述幾點外，實際上還有一些認識上的謬誤也在起著不小的阻礙作用。認為當代人寫不好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歷史只能由后人來寫，從而認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寫史，是歷史研究的常態(tài)，就是其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現代性偏見。這種偏見賴以流行的預設是，同時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認識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幾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別人看清自己、認識自己。多年來，史學界就是在這樣的認識偏見指導之下擱置了當代史研究的。應該說這種認識不無部分道理。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認識幾乎完全抹煞了當代人寫當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備的若干優(yōu)勢。其中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當代人能直接觀察、親身感受、耳聞目染當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觀到歷史的所謂“本來面目”。

    大浪淘沙。時間之流不知過濾掉了多少對于認識歷史而言最有價值的材料、信息、線索和現場感，使得許多對當代人而言是常識的東西有可能永遠變成后人難以索解的歷史之謎。一方面倡導“寫如實在發(fā)生一樣的歷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無意壓抑最有可能成為這種歷史的當代史研究，實在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悖論。而這一切從認識上都可能根源于上面所說的那種現代性謬誤：總是頑固地認為后人比前人更聰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對歷史看得更清，這大概也是進化論所導致的一個后果，是“現代性自負”在歷史認識論領域中的一個突出表現。

歷史學家的作用被嚴重低估

    歷史學家不是歷史過程、歷史變遷的冷眼看客，而是始終身處歷史發(fā)展的洪流之中。十分明顯，“歷史所研究的是歷史學家也置身其中的人類自己的活動。歷史認識的實質是人類的自我認識與自我反思。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對象實際上是把自己對象化在時間隧道另一端的自我。這也就是說，歷史學家不可能站在歷史之外來研究歷史，史學的對象永遠也不可能外在于自己”。在人之外沒有歷史，歷史的連續(xù)性實質上就是人類的連續(xù)性，“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同一個連續(xù)體的組成部分”——這個“連續(xù)體”當然就是人類自己。不錯，“彈指俄驚六十年，曾看滄海變桑田”。古今之間的確已經發(fā)生了難以想象的變遷。但變化的只是舞臺，是道具，是背景，演戲的人沒有變。即使人變了——從“奴隸主”變成了中世紀的“貴族”，再變成了現代的“資本家”，那也不過意味著人所扮演的“角色”的變化，而人性本身并沒變。“古今之世殊，古今之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古人之心，無不灼然可見。”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情”，也是就古今人性而言的。古今人性是相通的，這是全部歷史研究進行的前提；歷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歷史學家對人性體驗的深度與廣度。這些都說明，歷史學家其實就在歷史之中，歷史研究的是史家消失了的同類。

    史學家不僅在歷史之中，同時更是新的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事實上，歷史學家在以往歷史創(chuàng)造中所起的作用被嚴重低估了。哈耶克主編的《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一書可以為這一看法提供印證。

    哈耶克所編輯的這本論文集，主題是討論“歷史學家是如何論述資本主義的”特別是“工業(yè)革命”的。長期以來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是：隨著“資本主義”（或者是“制造業(yè)”“工廠制度”）的興起，工人階級的狀況反而惡化了，社會上最貧窮、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惡化了，以至于“連美國人、歐洲人也相信，工業(yè)革命就是皮包骨的童工，就是暗無天日的礦區(qū)，就是每天工作18個小時的紡織女工，就是倫敦街頭的孤兒、殘疾人、妓女”，就是著名的“圈地運動”等等。這本論文集的作者們通過所掌握的統(tǒng)計數字及其他證據指出：這都是歷史學家們對“真相”和“事實”的“歪曲”。在他們看來，“歷史上發(fā)生的實際情況是，工人階級的境遇一直在緩慢而程度不一地改進”，“有種種證據表明，社會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幸，但是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不幸比以前更嚴重或者哪怕是一樣嚴重”，統(tǒng)計資料“可以使我們很有把握地確定：公眾的健康狀況總體上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損害”，等等。“工業(yè)革命對于窮人到底是禍是福”當然不是筆者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筆者感興趣的是哈耶克由此所引發(fā)的對歷史學家作用的估計。在《歷史學與政治》這篇“導論”中，哈耶克說，“歷史記錄對于民意的影響，很可能比那些創(chuàng)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論家更持久、也更深刻”，當然也“更直接”。因此，“在新的政治理念為一般公眾所接受的間接的、迂回的過程中，歷史學家處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他看來，“即使是那些從來沒有閱讀任何一本歷史著作、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歷史學家的名字的人們，也是透過歷史學家的眼鏡來認識歷史的。”他的結論是，歷史學家們對“工業(yè)革命”苦難的強調和描述，“主宰著過去兩三代人對政治的思考”，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關于工業(yè)革命歷史的種種充滿偏見的敘述，對于現實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安排，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毫無疑問，哈耶克在這里這樣渲染歷史學家的作用，是與他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動機分不開的，但是，他同時也揭示出了一個知識論事實：歷史研究、歷史編撰的行為本身是塑造未來的重要力量，并且其力度似乎還大過站在歷史前臺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對“工業(yè)革命”的“苦難”事實的呈現所引發(fā)的人們試圖重新安排歷史道路的后果，只是其中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已，事實上，歷史學家所傳播的歷史觀點對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滲透和支配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實。有一個現象曾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人為什么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個貧窮與匱乏的“社會主義”？——接受者中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后來我在出于其他需要集中翻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第1卷）和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時，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緣由：歷史學家們對“原始社會”種種“無階級”現象的渲染，使人們感到：“公有”、“平等”、“大同”是歷史的最大價值，至于在這同時是否“貧窮”、“落后”和“匱乏”則無關宏旨，后來的種種制度變遷，當然有其他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但也絕對和歷史學家所傳播的關于“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知識、歷史觀念密不可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歷史學家是一個有些古怪、有些神秘的群體，他們目光總是投向遙遠的過去，交談的對象是早已逝去的古人，他們是書齋里的學者、象牙塔中的隱士，在很大程度上與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是隔絕的。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真正的歷史學家是社會現實積極的參與者和塑造者，只不過具體方式不同，他們用筆書寫歷史，這些歷史作品會影響和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從而間接地創(chuàng)造歷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現實的熱忱，決定著史學家所提供的歷史認識的溫度。從現實生活中提煉重大的社會問題，然后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探索，是當今史學家無法推脫的使命。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